披肝沥胆、丹心可鉴！

—— 纪念陶瓷造形艺术家高庄先生

高庄教授是我十分崇敬的一位艺术家。我认为他作为深具独立的人格精神的民族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他不靠宣言，而是以自己的行为和艺术为后人永远地崇敬。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1986年4月18日这一天，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到北京朝阳医院太平间，去向高庄教授作最后的告别，他是4月12日在这里病故的。那一幕无以言状的悲凉实在令人寒栗，我记得是北京医科大学来了一辆后启门的汽车，跳下几位师傅，在太平间里用白布裹好先生赤条条的身躯，放至担架上往车里一推，随即开走了。倾刻间高庄教授真地奉献了自己最后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在场的有高先生的家属以及学院几位同事。我原本以为应给高庄教授致以最后的敬礼，还等着有一个仪式，但是一切都十分平静无言地流逝了，在那真正是死寂了的太平间门前，人们只是呆滞地瞻仰那辉煌与凄惨凝聚的真实人生。

虽然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没有哭泣与眼泪，但先生对人生意义的取向，包括他最后以自己的躯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决定 ，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什么个人的功名利禄通通不在乎，然而，他留下来的却是永远激励后人的一身正气之歌。披肝沥胆，丹心可鉴，正如他自己晚年诗作所言：「老牛老来甘埋头，步步耕耘不求酬，青草吃饱足以乐，白骨甘入艺人手。」这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高庄先生的一辈子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高庄教授 1905年出生上海宝山，1926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后又在该校做工读研究生，师从陈之佛、陈抱一、丰子恺诸名家。1928年研究生毕业后，开始了他的艺术教育生涯，先后在武昌艺专、广西艺师执教。抗战胜利后 1946 年受徐悲鸿先生之聘，任北平国立艺专副教授。1947,1949 年任联大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1949,1952年受梁思成先生之聘，任清华大学营造系副教授。1952年至 1986年逝世前，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

高庄青年时期在艺术上受过严格的基础训练，他有很好的素描功力，同时由于对木刻艺术和浮雕艺术的喜爱，因此在黑白与结构的表现方面，独具敏锐的感应力。他早年受德国柯勤惠支的版画影响颇深，一种具强烈战斗性的艺术风格，在高庄抗日战争时期的版画作品中十分明显，当时他做的自塑像圆雕在性格刻划上，亦表现了热血男儿的英勇与自信。

作为青年艺术家的高庄，他具有特别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性格，在他早年的一篇遗稿中，曾记述了一个小故事，1942 年春高庄在桂林做了很多名人浮雕，有一天一位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看后称赞不已，但他向高庄先生提出：「你做的是世界著名的诗人、音乐家、文学家、各国的领袖，可是，为什么单单没有英国人呢？」并表示要请高庄先生做一个邱吉尔首相的头像。然而高先生脑里浮现的，却是另外无法磨灭的英国人的形象记忆，使他在感情上很难顺应这个请求。

他的遗稿中说：「我是上海人，上海外滩海关门前，有一座铜像用中英文刻著：《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德》之像，那个英国人执掌中国海关，为英国谋利达五十年之久，那是我学生时代参加五四运动时亲眼目睹的。」到后来高庄弄清楚英国当时已经参加了反对德、意、日侵略者的轴心国同盟，才积极承诺了制作邱吉尔肖像的任务；并应英方要求复制了订货。高庄先生在创作过程中还把这个他认为是「唯一丑陋的形像」变丑为美，「使之威严而两目炯炯发光，以洗刷英国人在上海给我的不良印象。」艺术出于爱憎和感情的表达，他视为一种忠诚。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翌年他来到北平艺专执教，他不仅仅是一位令师生热爱的艺术教育实践家，还是一位民主运动的英勇战士，1947年 5 月北平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进步师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庄高举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因而遭到当时政府的迫害，被特务搜查监视，在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把高庄先生及其男孩送往联合大学，经过辗转行军的千辛万苦，才到达了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高庄任美术系主任。

当时学院驻地在正在度荒，农业荒无贫瘠，师生员工日领二两粗粮，搭配野菜度日，而农民的生活大部分要靠树叶草根和野菜果腹，在这样危难的日子里作为系主任的高庄，仍然是以乐观的心态提倡学以致用、为人服务 的教学热忱，倡导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据当时同事的朋友回忆，那时同学们开始喜欢这位北平来的大学教授了，他和大家一样拉犁开荒，生产自救，特别引起大家传为佳话的是系主任开办了铁匠炉，当上了掌钳师傅，以解决农业工具缺乏问题，经过这一段的努力，打制了许多的刀、镰、剪等工具，还开办了木工作坊，像风箱、纺车、捻线锤、衣扣等等，不仅实用而且讲究造型的产品，都从高先生手里诞生了。

上课画画的用纸也是一个问题，只能利用糊窗纸、白报纸多次使用的办法，铅笔画后再钢笔画、再毛笔画。

我写这一段简要的历史，是想说明作为教授和战士的高庄，他一辈子是与新中国走在同一道轨迹的，他的痛苦、忧愁和欢乐，他的出生入死和艰辛磨练，也紧紧地维系在中国人民的同一条生命线上。而后来加之于他的种种罪名，实在是我们这一段历史中最为沉重的悲剧，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其患尤甚。在他晚年，甚有悲怆的感慨：「良辰灾中去,白发已苍苍。四化宏图急，其责何能忘。」当然，他确实是力不从心了。

高庄教授说他是「良辰灾中去」，那几乎是大「灾」灭顶之祸。他指的良辰应是 48 岁以后的二、三十年吧，高先生真不幸，受灾过早，消灾甚迟。1954 年访苏，说他因观《梦与木偶》未鼓掌而有「反苏」之「罪」。1959 年说他因发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反对三面红旗」之「罪」。70 年代文革时，说他发言中提及应澄清「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语，是有意「反对毛主席」的犯上之「罪」。更甚者，还要加一条叫做「死不悔改」，所以还得「新帐旧帐一起算」。十几年劳改犯人的生活，他丢失的良辰又何能补偿？

所幸的是，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高庄教授得到平反，他所负责塑造的国徽浮雕的历史性功绩亦被随之确认。

我个人认为，国徽浮雕的造型制作及其过程的评价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更应当受到当今美术界的认真研究，其中有一系列的创作问题，艺术风格与造型表现问题，艺术家人品和态度问题，以及真正的力作与精品意识的认识问题等，都可以从中获得重新启示。

高庄的突出贡献是他没有按照常规机械式接受中央审定的平面设计国徽图案做成浮雕模型，而是坚持要进行精益求精的造型修改，他把平面到立面的造型塑造，看成是一次再创造，而且向毛主席写信，大胆提出作为一名艺术家所应具有的负责的态度，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需要艺术家具有大无畏的精神。

高庄用当时配给制的小米六百斤，换购了六朝造像浮雕和唐代铜镜，他从中国传统浮雕造型中研究线和线角转折等至关重要的技巧，理解东方艺术的严密造型结构，与空间处理的优秀传统，他一下子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一个历史的高度，并予反覆推敲，他把神韵与精神性格的刻画，作为重要品格来严格要求自己，我认为这才是最最需要肯定而提倡的内容。

在50年代初，能有这样认识水平的专家，并敢于说话和真干的并不太多。在这里我原意强调的是作为艺术家的责任，和「专利」的问题，再大的学者再大的官，对艺术这一行来说也还是隔行如隔山的，他们不可能具有艺术家的眼睛和手艺，同时掌握造型判断力。一丝线条、一点方圆、一个线角、一块空间，以至曲直上下、疏密虚实都可以显示生命和精神之所在，当然也可以熟视无睹，或毫无造型价值的盲目纵横涂抹，而艺术的永恒价值适在其中。高庄明察秋毫，因此仗义言辞，坚持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而一度右目失明，直至圆满完成了浮雕国徽模型。这完全是出于他的自责而如是完成的。高先生生前从未把设计的荣誉与自己相联，只是说：「我修改了国徽图案，塑造了国徽模型。」

44年前的8月，他在政务院审议并一致被通过了这个浮雕模型的会议上，有一篇简短的发言，不到两百字，大部分也还是说的艺术家的行家话，现在看来亦可针对时弊的。他写道：「国徽模型的塑造，给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晴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在我塑造的中间作了一些修改。是否有当，请予裁夺。1950年8月18日。」

高庄教授在短短发言稿中，提到十一个「更」字，这是他对艺术设计提出的最高要求，也是他长期实践中的艺术追求。在以后一些仅有的年月里，他仍然是本着这个最高要求和艺术追求去实践的，特别是他对陶瓷艺术与各大瓷区的关注，亦完成了一系列极为优秀的作品。

特别是他在1956年深入江苏宜兴从事的著有成效的紫砂陶瓷艺术的研究实践，他和顾景州等老艺人通力合作，推动了当代紫砂陶瓷艺术在国际市场上新的影响与发展。高庄一改传统紫砂过多借助中国书画的点缀和加工，而是大胆地脱去繁琐装饰的外衣，他实际上是更强调紫砂「裸体美」的造型处理，充分运用紫砂工艺特性，在刮、勒、压、削的造型塑造上下功夫，他专门为工厂制作了适合这种工艺的数十种制陶工具，使之得心应手。

高先生亲自动手完成的「提梁壶」，至今已成为现代紫砂陶瓷艺术风格中的典型代表，包括「麦穗花罐」、「荷叶篮」、「葵心盒」、「旋纹烟灰缸」等等作品，都可以在意味上、装饰上、风格上，体现出与国徽造型处理中的相似特色，这是高庄教授竭力倡导的现代设计的新风格，简练、明快、单纯、严谨而具有强烈的精神性和生命力，他开创一代新风。

—— 袁运甫